从企业外部视角，外部环境如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都会影响债务违约风险。Duncan^[2]最先研究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发现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越高时，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所得会越不稳定，盈利能力也会降低，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增加。张靖等 ^[3]发现外部环境的变化会使公司出现负债违约的可能性增大，而环境的不确定又会使公司的资金成本上升、增加经营风险并增强信息不对称程度。

宏观经济环境中的因素发生改变，也会对公司的债务违约造成明显的影响。总体来看，经济环境越好，产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越低；而经济下行期，债务违约风险显著增加 ^[4]。Bevan and Garzarelli^[5]认为经济周期会影响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宏观经济处于萧条期时，会对微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企业发生违约的可能性显著增加。Kuehn and Schmid^[6]进一步指出，这种影响具有非对称性，经济复苏时不会显著降低企业产生违约的概率，且不同行业受到影响的程度不同。

金融市场环境变化会显著影响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程文卫 ^[7]认为，上市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主要受到物价指数、货币供应量、股指变动以及国债收益率等因素的影响。吴锡皓和陈佳馨 ^[8]研究指出，放开贷款利率管制的下限，对违约风险的降低有明显作用。通过降低最低限额，加大各银行间的竞争，企业能够得到较低利息的长期资金，减少“短贷长投”行为，这种行为在规模小以及研发投入高的企业中更明显。另外，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服务模式，可以通过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降低中小企业违约风险。俞毛毛等 ^[9]从供、需两个角度论述了数字金融与上市公司债券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从供给侧，数字金融具有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强信贷资金管控、促进金融网点的扩张、增强银行网点之间的竞争等作用，从而能够缓解公司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从需求端，数字金融通过与互联网+等新模式相结合，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有效控制违约风险。

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不同程度的货币政策也会对企业违约产生不同的作用。王博等 ^[10]通过构建非线性DSGE模型，检验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违约风险的作用。结论显示，货币政策越不确定，企业债务越有可能产生违约，企业产出也会相应下降。具体而言，货币政策宽松时，银行更有提供长期贷款的意愿；企业能利用的长期借款越多，债务发生违约的概率就越低。当货币政策收紧时，银行等金融机构通常会缩短贷款期限并提高信贷利率，以降低违约风险，进而就会加大企业偿债压力，债务企业发生违约的可能性上升 ^[11]。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经营风险存在双刃效应，但相关研究的结论表明，资本市场开放能显著降低公司的债券违约风险。贾秀彦和吴君凤[12]的研究表明，资本市场开放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务违约的风险，作用路径主要有提升公司治理水平、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融资约束等。陈利等 ^[13]借助中国资本市场2010年放松卖空管制的融资融券制度“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卖空机制的引入显著降低了卖空标的企业的违约风险，并通过结合内部控制发挥双重治理效应，降低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另外，过度负债是诱发企业债务风险的主要根源，近年来我国出台的“去杠杆”政策就是旨在降低杠杆率、防范化解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去杠杆政策背景，吴丹和郑攀攀 ^[14]实证检验得出去杠杆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总体债务风险，并且对于金融债务风险有更为显著的抑制作用。綦好东等 ^[15]发现去杠杆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从而提升企业绩效，对于公司长期的发展和项目经营投资具有正向作用。

首先，从行业特征角度出发，不同行业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特点也有差别。郭鹏飞和孙培源[16]发现，处于管制类行业的企业由于经营具有垄断属性、利润丰厚，因而负债率较低，产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也较低。何光辉和杨咸月 ^[17]选取小微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在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小微企业因竞争剧烈、附加值及利润率偏低，抵御市场波动的能力较差，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更大。另外，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国出台了降低碳排放的政策。这给企业带来绿色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加大了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经营风险。从可持续发展来看，采取减少碳排放的相关措施非常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但是对于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来说，可能会增加经营成本 ^[18]，如重污染企业会增加环保投入、大量资产减值、设备更新换代等，由此产生经营效率低下、资金紧张等问题，从而增加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19]。

其次，行业困境也可能导致公司债务拖欠。根据贱卖效应理论，违约企业的价值取决于同行业其余企业的财务水平。当所处行业产生困境时，整个行业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违约企业的损失进而加大，能够回收的资金会更少 ^[20]。陆蓉等 ^[21]指出，处于竞争激烈、不确定性强且成长性高行业的企业，其资本结构具有“同群效应”，即行业内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会跟随行业领导者增加负债规模，最终导致行业内发生系统性违约的风险剧烈增加。

一方面，企业的投资行为越激进，投资效率越低，违约风险越高。刘垣钰和郭淑娟 ^[22]研究发现，企业的“短贷长投”行为会通过增加债务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盈利水平、提高过度投资程度这三种途径来增加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徐朝辉和周宗放 ^[23]实证检验得出，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会显著增加其违约风险，过度投资会增加相应的成本费用，从而加大违约风险。提高内部控制水平可以有效管控过度投资行为，从而降低债务违约风险。

另一方面，企业的资金来源不同，意味着资本结构不同，即不同的负债水平。根据优序融资理论，当企业内部资金无法支撑正常经营时，就会选择外部融资的方式进行资金补给。由于债务融资的资本成本更低，公司会倾向于选择负债融资，导致积累的负债逐渐增多，违约的概率也会增加。Black and Scholes^[24]指出，若企业的负债水平高于其资产水平，即资产负债率超过100%，那么企业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此外，企业激进的融资行为也是财务困境的影响因素之一。企业采取激进的融资决策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若长期资金来源无法得到满足，企业往往选择短期资金借贷以满足投资需求，而短期债务偿还压力大，企业未来的违约风险升高[25]。

公司治理水平与财务危机之间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公司治理薄弱、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企业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危机。Yeh and Lee [26]认为，相比于治理水平高的公司，内部治理水平低的公司在宏观经济环境萧条时更容易受到影响，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更大；相反，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较性，减少信息不对称，因此可以减轻委托冲突和融资限制^[27]。对于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与财务困境之间的关系，李璐 ^[28]研究发现，具有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危机的可能性更大。相反，良好的内部控制水平，能够改善企业生产经营效率，降低现金流短缺风险，并约束企业的激进投资行为。李萌和王近 ^[29]认为具有较高内部控制质量的企业，其债务违约风险往往更低，并且当企业信用资质提升时，内部控制水平提高对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边际影响逐渐降低。

会计信息质量会间接影响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张焰朝等 ^[27]从会计信息质量治理效应出发，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够通过减少代理冲突，降低企业管理层由于自身原因而作出不利于企业价值的决策的可能性，并且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来缓解融资约束，进而降低风险。

此外，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会使会计信息失真，使会计信息不能真实反映公司的盈利水平。即当企业存在操纵盈余的行为时，第三方评级机构是不能进行有效识别的，从而债权人可能会把资金贷给经营效率较差、信用等级较低的公司，增加了债务违约风险。陆正飞等 ^[30]认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会损害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具体而言，当公司将要发生债务违约行为或实际上已经违约时，公司的管理者就会采取某种盈余管理的手段进行盈余操纵，从而避免企业违约可能带来的损失。徐朝辉和周宗放 ^[32]以我国非金融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公司基于融资动机而进行的盈余操控将显著增加信用风险，相应的债券违约率会相对更高。

管理者的背景特征也会影响企业风险。一方面，企业家个人经历会影响企业的信用违约风险。王卫星等 ^[33]研究发现，相比于男性管理者，女性决策者对企业信用风险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年龄越大的管理者基于声誉考虑、创新思维下降等原因会使企业的信用风险提升；管理者的学历越高，他就更有可能基于晋升目的具有更强烈的投资动机扩大企业，加大企业的负担，从而会加大企业的信用风险。而张兴亮和尹启华 ^[34]研究发现，有过饥荒经历的管理者会更加注重其现有的成绩和声誉，从而在做决策时会更加审慎、保守，企业债务违约的可能性更低。

另一方面，管理者的性格特征如管理者过度自信，也会影响企业的决策，从而影响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姜付秀等 ^[35]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所实施的扩张战略会加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具有冒险倾向，比风险厌恶管理者更加愿意承担风险。这类管理者通常会对自身企业的资产价值过于自信，对企业所投资项目估值过于乐观，更可能导致过度投资、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 ^[36]。徐朝辉和周宗放 ^[37]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使公司的多元化经营程度和信用风险显著增加，更倾向于采取多元化经营战略和激进的负债融资策略，从而加大了企业的信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