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方式，即连带责任案件必须所有的利害关系人一同起诉和被诉才满足当事人适格，法院针对所有当事人做出统一判决。这是我国民事诉讼实务界一直以来的传统做法。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连带责任的诉讼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个别情形的连带责任做了规定，如较早的1992年《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55条，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4条、71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民事诉讼法在该方面规定的欠缺，加上司法解释的引领效应，使得各级人民法院将越来越多的连带责任案件“塞入”必要共同诉讼的程序当中去。比如在因挂靠人侵权导致的挂靠人与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案件中，以及在代理人与被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案件中，连带责任的当事人必须一起起诉、应诉。若未同时参加，法院会依当事人申请或直接依职权追加遗漏的连带责任人列为共同被告。姑且不论在民事诉讼法对连带责任问题未做规定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如此规定是否有“变相立法”之嫌，将连带责任案件按必要共同诉讼处理显然与实体法当中涉及连带责任的制度设计相冲突。实体法中，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既可以选择向一个或多个连带债务人主张，也可以向全体债务人主张。这是债权人的请求权基础。然而在必要共同诉讼中，这样的请求权基础却无法得到保障和实现。程序法无法有效衔接和对应实体法，这既是对债权人实体权利的粗暴干预，也损害了实体法的威信和公正。

然而，对上述理论与实务间的矛盾最高人民法院也有其自己的解释：“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法院将其他连带债务人追加为共同被告并不会影响到债权人的实体权利。该规定既遵循了必要共同诉讼的制度要求，也兼顾了债权人的选择权……因为对未被诉共同侵权人的追加正是为案件的审理和赔偿权利人的选择权行使奠定了诉讼基础。”^[2]“受害人可在执行阶段选择共同侵权人之一人、数人或全体承担责任，这与连带责任理论并无不和，只不过将其选择权的实现后置到连带债务经诉讼确定后的执行阶段而已，对债权人有益无害。”^[20]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各种解释和表态来看，我国民事诉讼法具有极强的职权主义色彩，其解释出发点更多地在于便利法院快速查清事实和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从而提高司法裁判的效率，避免重复诉讼和矛盾判决的出现。在保障当事人基本权利和方便法院审理这两者的权衡上，显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选择了后者。

由于我国共同诉讼理论研究的薄弱，诉讼标的概念也一直被立法、司法者所忽视。而且，为了迎合司法实务中连带责任适用必要共同诉讼的做法，学者们对“诉讼标的共同”的理解和解释也变得越来越宽泛，从最初的法律关系、实体权利到案情的事实，诉讼标的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张。可以说司法解释和审判实务已经将《民事诉讼法》第52条“诉讼标的共同”的规定彻底架空，这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研究和发展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由此也能看出，我国目前民事诉讼法的研究存在着程序与实体相互脱离的问题。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其本质上是要为实体法服务的，其目的在于保障诉讼当事人实体法上基本权利的实现，因此程序法理论的研究不能脱离实体法的规定，诉讼制度的设计需能承接实体法相应规则。然而，一些研究从法院审理的角度出发，对提高裁判效率、方便法院审理以及降低重复诉讼看得过重，而忽视了实体法上当事人基本权利的规定。诚然在“案多人少”的世情下 ，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但观点难免片面狭隘。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也称非真正的必要共同诉讼，是指仅由全体利害关系人中的一人或数人起诉，仍不失为当事人适格；但若数人起诉或被诉，则必须采取共同诉讼的形态，法院对此作出合一的判决。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明文规定，之所以引入此概念也是为了缓解我国共同诉讼制度的僵化。过去司法实践上不区分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与类似共同诉讼，把所有的必要共同诉讼都看作是不可分之诉，只要某一共同诉讼人未参加诉讼，就必然采取强令当事人申请追加或法院通知追加的方式，让其参加诉讼。这种带有强烈职权主义色彩的共同诉讼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大量的滥用职权追加当事人、乱列共同诉讼人、滥科连带责任的现象，把本来不属于诉讼标的共同的诉讼硬是合并在一起，强制作为共同诉讼处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可以使利害关系人同时享有单独起诉或共同起诉多个责任人的权利，共同诉讼人未参加诉讼并不影响法官的审理裁判，但判决的效力则及于未参加诉讼的利害关系人。如果全部责任人一起被诉则完全可以按照必要共同诉讼审理；如果仅起诉单独或部分责任人，法官作出的裁判也对未参加的连带责任人具有约束力。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引进使人们惊喜地以为发现了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外的第三条道路，从而解决了连带责任诉讼问题，但仔细分析后又会发现其理论的漏洞。

首先，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本质上是必要共同诉讼下的一种分类，其仍然要解决“诉讼标的共同”的问题。为此学者们进行了各种设计和研究，将案件事实包括生活事实、纠纷事实作为诉讼标的的衡量标准，^[21]对诉讼标的采用相对化、灵活化的判断标准而非拘泥于固定答案。^[9，22]在这些观点学说下，连带责任中的“诉讼标的共同”有了支撑的理论基础，即使是不真正连带责任中出现的不同法律关系也可以被认作“诉讼标的共同”而适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然而，将案件事实作为诉讼标的又会带来很多新问题。例如债权人在起诉其中一个或部分连带债务人获得胜诉判决后，若无法获得赔偿，其是否有权再另行起诉其他连带债务人？若依案件事实的判断标准则显然人民法院不会再允许当事人针对同一诉讼标的再次起诉，否则将有违“一事不再理”。这点在不真正连带责任案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当事人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对不同债务人享有债权，在向中间责任人起诉并获得胜诉裁判但依然无法弥补损失的情况下，若不允许当事人另行起诉终局责任人则其合法权益显然无法获得真正保障。例如原告因购买的鞭炮存在生产质量问题导致身体被炸伤而付出巨额医疗费，若原告通过起诉鞭炮销售商胜诉但因其暂时经营不善而无力赔偿医疗费等费用，此时若以“一事不再理”否认原告可以起诉鞭炮生产者追索医疗费，这样显然既无法接受，更不符合实体法律规定。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法官不得不将当事人通过前诉无法获得足额赔偿的情况作为新发生的事实加以审理。但这同样又产生了新问题，如果将求偿不能作为新事实认定，那当事人是否还可以基于此新事实起诉之前的债务人？比如鞭炮销售商后来经营状况改善，原告是否可以继续以求偿不能为新的案件事实起诉销售商？显然，如此下去必将陷入一个理论“死循环”。不仅如此，通过上述分析也能清晰地看到，诉讼标的相对论赋予了法官过大的裁量权，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职权，而且“案件事实”本身就是个非常不确定的笼统概念，在欠缺稳定的、具有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情况下，面对复杂的现实状况，法律的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也就被大大削弱了。

其次，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既判力的扩大化。虽然通过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可以满足债权人对连带债务人的选择权，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债务人的诉讼权利。债权人通过自己的选择行使诉权，但基于诉讼标的共同，共同诉讼人间具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判决合一确定，其他未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自然要受判决效力的约束。比如对于债权人将部分连带债务人提起诉讼所得判决而言，除非案件存在再审事由，否则尽管其他未参加诉讼的连带债务人可能因被诉连带债务人举证、辩论不力而不服该判决，但也不得不在处理连带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上接受该判决。以连带担保为例，原告先起诉主债务人获得胜诉，但不妨碍其继续向保证人提起诉讼，前诉对后诉关于主债权债务的认定具有拘束力，后诉不可否认前诉的既判力，只能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23]由此看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通过扩大判决的既判力，虽然实现了债权人的诉权、方便了法院的一次性解决纠纷，但实际上忽视了其他未参加诉讼的连带债务人的诉权，使其未经过诉讼程序而履行判决义务，丧失了抗辩机会。其实，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发源地德国，针对连带责任也并未采取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模式。在德国，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如德国《破产法》第183条第1款规定对于确认请求的确定判决不仅对诉讼当事方有约束力，而且还约束破产管理人和所有破产债权人。因为诉讼影响到破产财产的分配比率，所以这种法律效力的延伸是为了全体当事人的利益和经济效果。^[24]类似的规定还有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7条、640条、856条等。由于这种既判力的扩张实际上大大限制了未参加诉讼人的诉权，因此德国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应用仅仅限缩在法律明文规定的几种情形，因此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在德国被称为“诉讼上的必要共同诉讼”，通过扩张诉讼结果的既判力来满足其必要共同诉讼“合一确定”的要求。

然而，我国对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引入却带有一定的目的性, 主要是借助其灵活性来解决实务中强制连带债务人参加诉讼与实体法原理相抵触的问题, 因而更注重的是这种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既无“共同诉讼必要”的强制性, 又能实现合并审理和裁判的特点, 而往往忽略了其以既判力扩张为基础的制度机理, 导致在理解和适用上有失偏颇。^[25]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在我国的发展应用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司法过程中对债权人权利和利益过分重视和保护的天然倾向，而往往忽视作为被告的债务人的利益保护。从上述分析得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虽然着眼于缓和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僵化，但对诉讼标的共同和裁判既判力扩张问题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

普通共同诉讼的当事人之间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经当事人同意既可以作为共同诉讼审理也可以拆分成各自独立的诉讼分别审理，即使共同审理也要分别对各诉讼当事人作出独立的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判决。从普通共同诉讼的制度机理可以得出，其虽然是共同诉讼的形式，但本质上是独立的多个诉讼放在一起合并审理，其诉讼标的并非单一共同而是多数个，这是其与必要共同诉讼的根本区别。因此，对连带责任诉讼类型选择的关键是诉讼标的数量的判断。

通说认为，我国关于诉讼标的判断标准采取的是“旧实体法说”，即指民事当事人之间争议的请求法院审判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或者民事实体权利。^[26]有学者基于我国的司法实务状况，在“旧实体法说”下，针对不同的诉讼类别所适用的诉讼标的判断标准作了更为细致而深化的划分，将请求权作为给付之诉的识别标准，把法律关系作为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的识别标准，从而解决在同一事务法律关系中，如果法院对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权作出判决，另一方当事人将无法再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履行义务的难题。^[27]例如，在买卖合同中，买受人请求出卖人交付货物，法官随后判决买受人胜诉。若认为该案中的诉讼标的为买卖合同关系，则出卖人不能再起诉要求买受人给付货款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只能将给付之诉的诉讼标的限定于请求权主张。回到连带责任的具体构造上来，债权人既可以请求全部债务人履行，也可以请求部分或单独的债务人担责；既可以同时向数个债务人提出请求，也可以先后向不同的债务人提出请求。每个连带债务人都负有对债权人全部清偿的义务。如果债权人先以诉讼的方式向部分债务人主张债权，后起诉其他债务人履行债务，法院不应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予以拒绝。即使债权人通过起诉部分债务人获得胜诉判决，但在其获得全部清偿前，债权人对其他连带债务人的请求权并没有消失，其依然可以继续向其他债务人主张权利，尤其是在通过胜诉判决依然不能获得清偿或只获得部分清偿的情况下，债权人对其他债务人的请求权就更显重要。由此观之，债权人对连带债务人的请求权并不是整体的、单一的，而是针对每名债务人所享有的分别的、独立的请求权，只不过这些请求权在连带责任的制度架构内具有共同的目的，即都是为了履行对债权人的清偿义务，其中任何一个债务人履行了全部的义务都将使债权人因实现目的而丧失了对其他责任人的请求权。

综上，在我国以大陆法系传统的关于诉讼标的之“旧实体法说”为通说的情况下，连带责任因其有多个诉讼标的不符合必要共同诉讼“诉讼标的共同”的特征要求，而更贴合于具有多个诉讼标的的普通共同诉讼。